董文凯
电话那头，传来中介恳切的声音，“签了吧。陈年老屋找到合适买家不容易。”是该签了。再过几个月，孙子就要出生，现在的房子挤不下了。卖掉老屋，正好可以付清新房首付。
可从此与老屋作别，心里却……
生命中一个个烙印，留在老屋
老屋在我先生老家，离城十多里，是几十年前苏北农村最普通的民宅。老屋是先生的爷爷上世纪40年代所建，先生和他父亲都在老屋里出生。
初见老屋是在二十多年前的夏天，与先生相识数月，第一次跟着去见他父母。离村二三里时，他指着远处一个最大的喜鹊窝，说喜鹊窝下就是他的家。望去，但见绿树环抱中，隐约有一处低矮茅屋，斑驳的石灰墙上爬满绿藤。
继续前行，眼前景色更清晰。老屋被几十棵柳树环围。屋后是串场河。门前一方池塘，片片斗笠大荷叶，托着或红或粉的荷花，曼妙摇曳。“古柳垂堤风淡淡，新荷漫沼叶田田”的田园意境，驱散了步行十多里的疲乏。
公婆站在门前，忙把我让进屋，烧茶，递瓜果。看着他们憨笑，我心里油然升起好感和安稳。
公婆将东边上房让作新房。至今记得“昨夜洞房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的忐忑紧张，更记得“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的羞涩幸福。老屋成了我生命中重要的符号。
新婚那会，我在学校教书，夜晚在靠墙方桌上，就着煤油灯批改作业。久而久之，靠桌的东墙留下了熏黑的烟斑。不久我有了身孕，却被妊娠反应闹得没胃口。婆婆总在我备课时，用豆油炖一碗鸡蛋，悄悄搁在煤油灯下，微笑着看我吃完。
儿子出生后，病重的公公担心孙儿学走路跌倒，强撑着下床，花了整整三天，用木榔头将堂屋土地锤平。每年年初一，婆婆都会给孙子量量身高，在房门墙垛处刻上印记。
相较城里建筑，老屋某些机关的设计更简单、科学。门边转角处专设了“猫洞”。这个九十度的洞，安全又方便。儿子小时常趴在洞边，与花猫逗着玩。一个在洞里侧，一个在外侧，那份人与动物的和谐难以忘怀。
小叔子参军后，婆婆每年都要颤巍巍站到凳子上，将大队干部敲锣打鼓送来的喜报贴到墙上。堂屋西墙成了小叔子的光荣榜。东墙，则是我儿子的荣誉墙。我帮他把奖状一张张贴好，直到墙上再找不到空隙。老屋外墙平整，常被刷上石灰，书写各种标语。几十年来，标语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换成“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再从“计划生育，利国利民”换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虽斑驳，却不乏鲜明的时代特色。
四季，是该嵌在老屋的窗里看的
春天，老屋旁，柳树长出一片片嫩黄的芽，在晨曦下闪耀。成百上千只鹭鸶栖息在高高的树冠上，或引颈晾翅，或唧唧求偶。若非身临其境，绝不会领略到“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的迷人景色。屋梁上，燕窝热闹起来，一对紫燕不时飞进飞出，衔来软泥和小虫，喂食，呵护雏燕。
我喜欢抱着儿子从窗内欣赏春色。钱锺书讲过“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
夏天，公公每天从地里摘来一只西瓜，开个小口，放入白糖，没在水缸里冷藏半天。待我和先生晚上回来，才取出西瓜，挖出瓜瓤，分给每人一碗。吃罢“冷饮”，摇着婆婆用菖蒲编成的蒲扇，我带着儿子在屋前屋后拍打流萤，制成萤灯。
若逢雷雨，屋外大雨，屋内小雨。我们如打仗一般，找来木桶、脸盆、铝锅、瓷碗，根据“涝情”，各就各位。刹那间，大珠小珠落玉盘，仿佛交响乐。儿子兴奋地一会儿将小盆换成大盆，一会儿调整接水位置。先生则用黄油布伞撑起一片静空，让我在油灯下备课、批改作业。
秋天，是全家最忙碌最喜悦的日子。堂屋墙角的粮食囤子早被新打下来、黄澄澄的稻粒装满。摊在地上柳匾里的，是散着清香、圆润饱满、晶莹如珍珠的莲子。屋檐下，挂着一串串丰收成果：金色的是玉米棒，红色的是甜辣椒，白色的是编成辫状的大蒜头……
深秋，先生和公公卷起裤腿，到池塘里采藕。婆婆则展示烹饪功夫，用刚出水的藕段做成藕饼、藕夹、藕丝、藕片。她还将新收的红绿辣椒晒干，磨成椒酱，拌入蒜泥、麻油，装入大瓶小罐，让我们带到学校调味。
冬天，万物萧疏。苏北往往是零下十几度的天气，串场河冰封起流动的激情。屋檐下，常挂起长可盈尺的冰凌（在老家，冰凌又称“滴龙铛”），在冬日下分外刺目。屋外，是落尽绿色的萧萧枯木，时不时覆盖一层寒霜的麦田。屋内，公公拿起晒干的芦花和麻绳，一双一双地编织“毛窝”，一种既暖和又防滑，还不怕沾水的土制棉鞋。
赶集的日子，公公一头挑着毛窝，一头挑着用高粱扎成的扫帚、刷锅把，到集市上卖，再用卖得的钱给孙子买回铁环、陀螺和小人书。
每天我们下班前个把钟头，婆婆就洗净上好山芋，放到火盆里烘烤，不时向火盆里添加稻壳，好让屋内温度更高。当我们掀开挡风草帘，跨入老屋时，婆婆马上将剥好皮的山芋塞到我手里。冒着热气、又甜又香的山芋，焐热了我的双手，更温暖了我的心。
冬天带给儿子的则是别样乐趣。他有时用竹竿敲下冰凌，放在嘴里吮吸，就像夏天吃着冰棍；有时将玉米粒放在火盆里，弹起的玉米花带着灰烬，常将他的小脸点得花里胡哨，引起满屋笑声。
我的根，便是我的福地
就像年迈的老人腰杆不再挺直，老屋的顶棚也逐步坍塌。为了防止哪天老屋“为秋风所破”，上世纪90年代，我们对老屋进行了一次翻建。
所谓翻建，就是保留老屋的四壁和墙垛，将屋梁和椽子换掉，再将屋顶茅草用红瓦代替。虽是不大的工程，上梁仪式却十分隆重。公公认真准备了几笆斗粽子、糖果、花生和硬币，“抛梁”时从梁上撒向贺喜的男女老幼。
左邻右舍也热心帮忙，亲朋好友送来“五谷彩袋”，寓意五谷丰登和福禄寿禧、万古长青。村里唯一念过私塾、写得一手好字的二大爷拄着拐杖，将分别写有“华、堂、春、风”斗方大字的四张菱形红纸送到上梁现场。公公将它们端端正正地贴在主梁正中。
往事如烟，日月如梭。公婆先后在老屋走完了一生，走得安详，走得淡定，没有遗憾。
近年来，我先后走过国内外大大小小多个城市，观赏过不同风格、不同建材的华堂和宫殿。然而，与我的老屋相比，总感到那么陌生，没有温度和体感。
听我如数家珍地介绍着老屋每一个印记，看着老屋墙上的花花绿绿、门垛上的道道刻痕，儿媳和买房人都陷入沉思。
买房人似乎看出我的犹豫不决，深有感触地说：“老屋是你的根，更是一处福地。我在原来出价的基础上再加一万元，过户后随时欢迎你们来做客。你看成吗？”
我将征询的目光投向儿媳，儿媳眨了眨含着泪光的眼睛，摸着微微隆起的小腹，一字一顿地说：“妈，我想像您一样，在老屋里做月子呢。老屋卖不卖，我们还得听听孩子的意见哪。”我笑了。
（编辑 赵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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