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文凯
一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1年，马上就是父亲80冥诞。抚今追昔，父亲育我成长、教我成人的历历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从20岁时走上讲坛，父亲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他对子女的教育既凝集了授业解惑的为师之道，又饱含着望子成龙的舐犊情深。
父亲很看重教育子女懂礼讲礼，对长者持礼甚恭。从我们记事起，父亲就用孔夫子庭训儿子的话教育我们“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据老辈人讲，父亲对古礼熟悉，不仅由于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三《礼》有过研习，还因为深受祖父的影响。家谱上对祖父有专门的《礼赞》，老庄人至今还记得祖父送米济贫、毁床助棺等善举。
每到春节，父亲都要带着我们采办年货，买来冰糖、龙眼、果子、大糕、奶粉、麦乳精等各种礼品，来回步行几十里乡村小路给长辈们拜年。母亲是独生女，外公去世后，父母没有让外婆像其他没有儿子的农村老人一样成为“五保户”，而是将外婆接到家里奉养。后来外婆患了食道癌，父亲一方面安慰母亲，一方面千方百计买来当时能买到的各种营养品为外婆加强营养。患病后期，外婆不能进食，一吃就吐，年幼不懂事的我们，会下意识地避开。父亲亲自为外婆清理痰盂，还教育我们侍奉老人一定要和颜悦色，不能丢脸色，告诫我们“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是远远不够的。此后，我们子女都主动服侍外婆。
二
父亲从未放松对子女传统文化的养成和熏陶。
当我们开始学写字时，父亲就在方块纸片上教我们描红。后来为节省纸张和墨水，他到窑厂找来一方青砖，将表面磨平，打成方格，教我们用毛笔蘸上清水在上面练字，这种土法“水写布”随写随干，几乎不用成本。象棋是中国的国粹，父亲向我讲象棋的来历，讲楚河汉界，讲下棋的规则和大局观。不仅如此，他还指导我用硬纸片剪成一个个圆形棋面，用红黑墨水染成一枚枚棋子，帮我一起绘制棋盘，仿佛在教我学会规划自己的人生经纬。那个时期买一把二胡很贵，父亲和我一起用竹筒和木棒自制二胡，没有蟒皮，就用青蛙皮晒干代替。正是用这把自制的二胡，我第一次尝到了演奏乐器的快乐。
绘画是好多孩子的爱好，我也一样。父亲认为要学就不能随随便便，胡乱涂鸦。他特地找出珍藏多年的、母亲当年读书时所画的画集，让我临摹，还买来九宫格和颜料，找来报纸上徐悲鸿的奔马图和另一位画家的下山虎让我放大，直到我在整张白纸上比较形象的再现了原图，尺寸和比例没有大的出入，他才稍感满意。如今，当我在工作之余，偶然挥毫画上一两幅工笔画时，仍然感到父亲就站在我的旁边，告诉我哪里需要留白，哪里应突出画眼。
我小时候好动，喜欢将玩具分解拆装，也经常自己做一些玩具。父亲就给我讲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和爱迪生等发明家的故事，并告诉我世界上第一台插秧机就是在家乡施庄镇发明的，要我向科学家、发明家学习，多观察，多动手，多创造。有一次，著名水稻专家陈永康先生到阜宁县新沟乡示范科学种田，父亲得到消息，立即带着我们赶到现场，卷着裤腿，一直站在秧田里听陈老演讲和示范。每年春夏支农，他总要带着我们到田间耕插收播，体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辛。初中时，我用塑料片涂上颜料，画上图案作为幻灯片，又将新买的电筒拆开，用电池和灯珠组成可控的灯箱，制作了一部幻灯机，向墙上投影播放。看到拆得七零八落的电筒，父亲不仅没有责备，反而鼓励我进一步完善。
改革开放前，城镇户口的人家都有插队的指标，父亲未雨绸缪，认为男孩更要下乡接受锻炼。考虑我个子小，到农村干重活可能很吃力，他建议我学一门手藝，而我的工科和立体几何特长学木工再好不过。于是，他经常带我到学校木工间去观摩，还认真请老木工王师傅到家里吃饭，请人家关照。当我做出第一件作品——一个小洗衣凳时，父亲快然无比。恢复高考后，我如愿考上了工科院校，世间因此而少了一位木工，多了一位工程师，但父亲培养我养成动手能力的一片苦心，我一直不敢忘怀。工作后，我在技术革新上做出了一些成绩，多次受到省、市级表彰，这与父亲注重对我兴趣的因势利导密不可分。
三
父亲教育我们要常怀怜悯之心，“病人之病，忧人之忧”。上世纪70年代，我们都凭户口簿和粮油供应证定量供应粮食，常常瓶无储粟。有时农村突然来了位远房亲戚，并带着一二个小孩把我们一家的大半饭菜吃光，使得我们饿着肚子去上学，父母饿着肚子去讲课。父亲绝不允许我们在客人面前有一丝不快，他告诉我们，人家有意无意到我家来，其实也就是为了让自己和孩子吃一顿饱饭，种地的人吃不饱饭，能怪他们吗？！
表亲家在射阳农村，人头多，口粮紧，父亲就想方设法购买一部分议价粮，将省下的供应计划换成粮票，寄给困顿中的表亲。农村刚刚改革那会儿，不少亲戚承包了责任田，可是穷困的他们没钱购买生产资料。每到春耕时节，父母就提前准备，到会计室预借下个月的工资，再分给他们去买种子、化肥、农药、农膜，从不要求归还。
父亲特别崇尚艰苦节俭的家风。按理说，我们家没有多少负担，父母都是吃“公家饭”的人，生活相对宽裕。可是，父母长期帮助他人，又“生生所资，未见其术”，故而生活十分朴素。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只有两件像样的衣服，所谓像样，也就是没有补丁。一件是春秋穿的浅灰色中山装，还有一件套在棉袄外面的铁灰色中装罩衫。
这两件衣服，父亲一般舍不得穿，只有在走亲戚，出人情，或参加省内体育赛会等“重大场合”时才穿，那是他的礼服。1979年，我考上大学，兴高采烈的父亲陪我到学校报到，拎着沉沉的木箱，父亲感到身上发热，他自然地解开“礼服”的门襟，映入我眼前的是父亲内衣上母亲补得整整齐齐、一个又一个的补丁，我一阵眼圈发热，连忙转过头去，没敢让父亲察觉……
受父亲影响，我们从不讲究吃穿，我上大学期间，穿的好几条裤子都是因长高而接了二三截。大一时，我写信告诉父母老师要求买对数计算尺，十四元九角钱。听母亲说，看到我的信，面对那几年这较大的一笔开销，父亲到学校会计室预借下个月工资，那借条上只写了十五元，没多借一块。现在，各种计算工具、电脑大行其道，而那把37年前买的计算尺我仍一直保存着，工作后多次搬家，也舍不得丢掉。
（编辑 韩丽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