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居时代 | 如果现在的生活不是你想要的 你是否有勇气选择离开?

嘉人 / 2020年04月07日 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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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些年,移居这个想法只是文青矫情的理由,而今,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选择了这种“出离”。它越来越不代表着剥离原来的生活,一切归零,开天辟地,另起炉灶。它更代表着剔除不愿回顾的繁复,化整为零,适应新的规则,调整或优化人际关系,无限接近想要的生活。但同时,它可能只是延续,在另一个地方延续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让它衍生新的可能性。

编辑/林声 撰文/晓晔

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和什么样的关系

文/庄雅婷

记得有祖籍北京的文艺青年抱怨过“没有故乡”,因此也没有盼望和远方,只有无处可逃,枯坐在这繁华大都市。他羡慕Amanda、Tony过年回家变身翠花和铁蛋,彷佛那是个最后的堡垒。那里有温情,有山水,有放空的心和自由,有画地为牢或偏安一隅。

“自由”这个词总是和说走就走的远方有关,是一种选择权,可以出走,也可以回来,也可以不回来。就是不知道从北上广离开的那些人,如果不是回到故乡,他们又去了哪儿。这些大都会的年轻人啊,带着梦就走了,从来没想过“现实”是怎样。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现在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可你问他到底要什么,他只会用闪光的眼睛看着你,和你说自由梦想小镇闲情热爱等等感性的名词或形容词。

即使是北京或上海,生活在朝阳区和海淀、浦东和浦西,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差异,更不用说从现代化大都市去往小城小镇。所以,你要的生活,特别重要。那是你内心给自己勾勒出来的真正的你。也是你梦想中的人间关系。

我曾亲见的移居生活,都是去山水之间。大理、丽江虽然俗,虽然也有商业街,但抬头就有堆叠云朵的高远天空,有洱海苍山,有玉龙雪山,退一步不食人间烟火,进一步红尘万丈。对于都市群族,山水绝对是第一大杀器。然后是归隐田园,文艺couple的最爱。携心爱之人隐于原野之间,听起来就很神仙眷侣,如果是一路流浪异乡或从事手做事业,更应该额外加十分。更有热爱小镇的人,听起来就温情脉脉,街头到街尾,大家都熟识,烟火气十足,然后他们总喜欢用北三环小区同一个电梯里互相不说话的邻居来做对比。但我一直担心一件事,那就是对于山水、田园、小镇的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他们是如何摆平的。

他们有的去开客栈酒吧了,有的去埋头创作了,也有什么都不干就醉生梦死的,也有如私奔一样的伟大爱情故事,还有觉得作为一个死白领压力实在太大人生需要一脚踩空的,更有毫无诗意的仅仅是因为移居小城生活成本低的。但看起来,他们都挺HIGH。而且,每个人都依然眼睛闪着光跟我讲,他们对当下的生活是有多么满意,日子过得有多快活。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他想象十年后自己应该在哪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可我从来不觉得人生困境是换一个地方就能完满解决的。但也并没有觉得这样不加思索的过日子有什么不好。

求仁得仁,就是世间最大快乐。看这篇文章的人,如果能放下杂志想一下这题目,也许会更明白自己应该朝哪里去。

M.C.当下年轻人移居观调查

在这篇选题开篇之前,嘉人做了一个调查。到底当前的年轻人对于移居是什么样的感受?文艺青年的移居梦是不是年轻人的主要基调?调查结果出来后,得出来的答案倒是出乎原来的意料。

大城市就像一个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在调查中,88%的人有过离开大城市,选择陌生城市移居的想法。这些人当中,因为“厌倦大城市生活节奏,想要去小城市生活”的人和“到新的城市一切从头开始,构建新的自我和社会关系”的人,占到调查者当中的一半以上。

不容忽视的,“还没有成熟的规划,只是向往文青说走就走”的以及“不得不承认,我就是在逃避”的占到22%和19%。这说明,移居这件事情仅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认真思考清楚的也大有人在。

想要移居的目的地,沿海中小型城市成为移居最令人向往的城市,而云南的丽江、大理等媒体报道热地,却成了第二选择,只占26%;内陆的中小城市则更少,只有6%。

真正影响到是否移居这个决定的,调查中显示更多人偏向选择“硬件和气候是否合适”。选择“考虑如何融入当地社交圈、建立新的社交关系”选项的只占到22%。说明在考虑移居时,硬件比软件更有吸引力,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相对发达的沿海城市更有吸引力。

令人欣慰的是,女性独立思考的能力越来越强。调查中,令人向往的移居生活排在首位的,是“去一个节奏缓慢生活气氛符合自己性格的城市,做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排在第二位的,是和另一伴移居到符合两人气质的小城市做一份小事业。而曾经备受推崇的“到大理丽江开咖啡厅或酒吧”只占到14%,说明更多的女性在选择移居这件事情上更加理性。

即使是雾霾、污染、食品健康等诸多城市病的困扰之下,大城市对于年轻人的发展有很大的吸引力。调查中,如果不是工作关系,会选择离开北上广的占到65%之多。之所以仍留在当前城市的原因,选择“虽然大城市竞争激烈,但硬件设施、休闲购物等都很发达,让人离不开虽然重要”的达到近50%。“现在朋友圈相对稳定、怕去新的地方不能很好的构建社交圈”,“考虑另一半意见”和“怕小一些的城市不符合发展”也各占到20%左右。

M.C.当下年轻人移居观数据报告:

88%的人有过离开大城市,迁往陌生城市居住的想法

65%的人表示如果不是工作关系,会选择离开北上广

61%的人向往的移居方式是:去一个节奏缓慢生活气氛符合自己性格的城市,做一份属于自己的小事业

而在有移居想法但并未真正实施的人中,41%的原因是:我离不开一线城市的硬件设施、休闲购物娱乐条件和氛围。

你们的文艺偶像,想移居去哪里?

当下最火的文艺偶像陈粒和马頔,歌词里从南方北方的空间感悟,到大刀阔斧的行文走笔,格局早已不是闭门造车的小清新。M.C.跟他们聊了聊移居梦,看看他们对于移居有怎样的理解和向往。

马頔,知名民谣歌手,麻油叶民间组织创始人,代表专辑《孤岛》

“虽然觉得创作的根本不是城市,而是心态,但我倒是也有移居梦。很想去绍兴,大理,或者泉州,去开个小面馆。大城市的资源和信息太多,就算没有实质工作也会感觉很匆忙,写出来的歌词势必会从情绪上反应到表达方式里。小城市比较安逸,没有那么多外在的干扰,更容易发现一些生活的细节,表达在音乐里亦然。”

陈粒:国民“老公”,著名独立民谣女歌手,代表专辑《如野》

“我有过两次移居。第一次从上海移居到广州,是因为离开上海的乐队,像谈恋爱分手需要一个新的开始一样,想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再加上当时女朋友在广州。而且,当时去广州的时候是冬天,是气候最舒服的时候;在广州呆了半年后移居到北京,觉得北京是个可能性更多的城市,加上三月巡演时遇到了很多北京有趣的朋友。移居去一个地方,我的首要考虑是朋友。走到哪里都是跟人交往。如果撇开这个考虑因素,如果我可以打包带走我所有朋友,我会带大家一起去我的家乡贵州贵阳生活,在小城市里,慢慢生活。”

逃往大理之不能逃离

——你可以不选择大城市,但不能不被商业化所选择

所有文艺青年朝圣般地想逃往大理,熟不知真正的大理已经无可奈何地无路可逃。而下一个大理,又会是哪里?

嬉皮、“新大理人”和背包客

那时候,《心花怒放》还没有上映。人民路上还是手艺人的聚集地,沿街还能淘到用心设计的手作,人民路上的店铺还没有重新装修更迭好几茬。

再后来,大理就吸引了一批老外、嬉皮士。他们认为,你的口音、肤色、信仰乃至离经叛道的衣着品味,都不会因此而遭到排斥。倒不知道这种“自由与包容”的定义是谁最初给大理下的,还是一股脑把一切放纵和“真我”抛给这里,让这座城市渐渐地“被定义”了。无论如何,这里现在云集着许多国家的人,他们是大理独特的一个圈子,形成了自己的嬉皮文化。

大理也可能是中国最适合养生的城市,这也吸引了一批在北上广拿到了足够筹码的中产阶级。他们也被称为气候移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有了孩子,为了孩子的健康,选择了大理好的空气、好的食物、好的气候,逐渐成为“新大理人”当中的中坚力量。

还有一种,是背包客。他们可能在原来的城市失意来此,想要有一个新的开始。可能是刚刚毕业并不想过朝九晚五枯燥生活的年轻人。也可能是其他城市最最普通的草根,想要跳出适应不了也不想适应的大框架,不那么累的混一口饭吃,其他时间用来瘫软、喝酒、去洱海边思考人生。

如果说在北上广,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总是与商业脱不开。大理正是以上这些人理想的伊甸园。

有一种说法,选择来大理生活的人是loser,大理人也有时候也自嘲自己是loser,这里的生活像退休一样,似乎也不思进取。每一处古城都能看的见苍山,出了古城便是洱海,很难有人不折服于大理的美,也很难有人在这美景之下不能恣意的生活。

文艺青年们向往来这里朝圣:仿佛,随便拍一张照片就能成为摄影师,随便捏一捏的手工就会被人奉为艺术,随便开一间客栈就能有源源不断的客流。

“我要在你平庸无奇的回忆里,做一个闪闪发光的神经病”

2013年以前的大理人民路,在岚卿看来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那时,人民路上聚集的是各式各样有意思的地摊。岚卿就认识这么一对小情侣,他们从重庆骑自行车到印度旅行,回来路过大理,就爱上了大理。从地摊开始,他们白手起家,贩卖自己制作的有意思的手工艺品,而如今他们在这里也拥有了自己的客栈。

岚卿自己,也在这里摆过摊,她把从印度旅行带回来的工艺品放在自己的摊上卖,旁边写着马良的一句话——我要在你平庸无奇的回忆里,做一个闪闪发光的神经病。

这个“闪闪发光的神经病”,倒像是那个一去不复返的大理。

无处可逃的大理

2014年因为气候从清迈回到大理,岚卿却感觉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古城内的商铺的租金成倍增长,一时间许多店铺门前都贴着“房东违约”的纸条,这里的店也随之一茬接一茬的更迭。速度快到只需要一年,整条街上岚卿熟悉的店铺已经所剩无几。人民路上的手工艺者越来越少,效率较低的创作再也付不起高昂的租金,存活下来的是批发来的淘宝货,更像是每个城市都有的批发一条街,全然没有了那时的惬意和自在。卖几块钱一碗的米线在古城中已经很难找到,洱海边、大理城里的房子被一个个的收购,丽江的商业模式好像要在这里被复制粘贴。

商铺的房东急着找能够出价更高的租户,存活的商户急着找成本更低的商品维持运营,已经赚到钱的急着复制自己的商业模式赚更多的钱,好像这里不再是那个只为了自在生活而存在的大理。赚钱,本来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岚卿说,我曾以为大理永远不会变成下一个丽江,现在看来,是我太幼稚了。

所幸,这一切的变化似乎都还停留在古城里。

岚卿说,受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前来朝拜文艺圣地的游客,对于本地人而言,这种变化的感受还并不明显。古城内外逐渐分化,古城外,大理受到商业的冲击并没有那么的大。在那里的小区和村庄的院落里,人们还是按照原有的方式,享受大理慢悠悠的生活。

越来越多大理的本地人搬到山上居住,许多和岚卿一样本着当时初衷的新大理人也陆续远离了古城,就像北京人不去王府井、上海人不逛淮海路。只有购买生活所需或者有朋友来探访,才走下山。在他们的眼中,移民从未真正改变大理的本质。而大理也不止是山下的一座跟南锣无二的“古城”,他们还暂且能在未被房地产商发掘的乡间偶然感受下大理的本质。

独居终南山90后女摄影师

距离西安只有咫尺之遥,终南山里的隐士却一直未绝。他们或是比丘尼、道士,或许只是来山里修行的学道之人,也有山下有大笔置业却选择清心寡欲生活的商人、成功了的画家文人。

2014年3月,祥子正式搬上终南山生活。没有通电,晚上只能选择秉烛才能照亮。没有饮用水,每次挑水需要步行来回半小时,一次只能提5公斤左右。劈柴烧薪,靠天吃饭。她一半的时间在山外拍摄赚钱,一半的时间在山中过如此生活。

“这并不违法,也没伤害到谁”

祥子有个微博,叫“风裳摄影”,里面会分享自己给客人的摄影作品和终南山生活,“90后女摄影师移居终南山”,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噱头的东西。对被诟病为炒作这件事,她心有余悸,在采访过程里,祥子一直跟我们说“这并不违法,也并没伤害到谁。”

和从大都市移居到繁华程度相对较低的小城不同,移居到全然背离现代化的山野居住,你更会好奇她移居的原因。2013年,祥子结束了一个人带着相机走遍大半个中国和东南亚八九个国家的经历,决定开始在北京开一家摄影工作。一次偶然,去终南山游玩,“我感觉这座山的一切都在一直等着我一样”。

我们无法从祥子的这种回答里揣测更多,比如,在我们的设想里,即使她不贪恋任何现代化便捷,也不介意打一桶水需要半小时,那至少,她会孤独。

祥子跟我们讲了两个细节。

山上烧水做饭都用木柴,砍柴、辟好、晒干,就已经费一些功夫了。烧的时候更需要技巧,最开始她常常烧着烧着就灭了,一顿饭下来人被熏得够呛,后来才知道“人要实心,火要空心”,烧火的时候中间留出空隙来火才能烧的好。

另一件事是,2018年春节回来之后,祥子所住的小院遭了一次小偷,大到床垫被褥,小到锅碗瓢盆,里面能搬的物品几乎都洗劫一空。听村里人说,山里每处居所几乎都遭过小偷,报警对于追回物品的作用十分有限。

这大概是此时的她,能做的最优选择

山居的这一年中,她几乎没有添置过一件新衣服。化妆品都不用了,只需要隔一周去镇上添置一些生活所需,再无其他物欲。曾经一半时间在山外拍摄赚钱的生活,也逐渐精减到三分之一,剩下的时间全在山里生活。归根到底,在终南山上,“活着”这件事需要简化到只与真正实在的生活打交道。

我们说移居的意义,是在一个全新的地方,寻找到新的关系,那么祥子能在终南山独居,且坚持了下来,说明她在这里重新构建或者寻找到的什么,是给予她满足感的。除了她说的“山居独处的反思,带给我精神飞速的成长”、“我的生命为体验当下而来,为创造美好而来”外,她跟我们还说到一个细节,移居终南山后,她与父母关系竟然达到了梦想中的和谐,除每隔一俩月就回家小住陪他们几天,她每月还用拍照所得定期打钱给他们。

我们问她,在山中度日,是不是要去跟周围的人建立关系?祥子说,最初搬来时,也想过我要走遍终南山的大小山头,去拜访那些隐修的人。但没过多久就打消了这个想法。“因为我发现,压根不需要去拜访谁,山居生活的一切都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小院四周,一年三季都开着不同品种的野花。这些野花对我的启发很大:当第一季花开完了之后,我以为这块土地今年的绽放之旅就此结束了,完全没想到没隔多久它们竟然又一次次的生发出新的野草、野花来。其实它们什么都没有做,只是顺应自然的存在着。”

在和她的聊天中,我们也渐渐明白了这座山和她的摄影事业带给她的意义:摄影赚钱让她觉得自食其力,独居山林是她在“体验当下”。这相较于她因为和父母的抗争而没有读的大学、独自旅行三四年后的劳累,都是更能体现自我掌控和自我价值的选择,选择移居终南山,并非要去和这里的隐居者、山民建立关系或打成一片,而是这样的选择,对于她来讲,也已经是集合了她的阅历和技能的最优选择。

Shiho:割舍全部是移居的反义词

相比之下,Shiho Koo的移居过程就显得更具有样本性:海边省会城市——厦门,下决定前经过了多次的考察,带着生活和职业的规划,提前就建立起能够融入的社交圈,移居另一个城市。“倒是没有问自己为什么会搬到这里来的时候,但是还是会有落差。”Shiho说。

朋友,是一个陌生城市的入口

和之前的采访者不同,Shiho移居厦门并没有经过一番自我发现的过程,比起他人辞职转行、另起炉灶,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她的移居则是沿着曾经生活轨迹的再发展,移居的目的也很明确——开一间自己的工作室。

对于移居,Shiho并不陌生。年少时在杭州,移居香港9年,如今,移居厦门已近一年。如果说去香港是有家人的原因,去厦门,就是一场有计划的迁移。看重的,是在目前的能力范围内,在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不受那么多成本的局限、发展的限制,用一个适当的价格,就能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选择移居到一个地方,前提是会对它产生了安全感。”朋友,是她对一个城市产生安全感的入口。

“从第一次来厦门玩,到每一次我来厦门,都会和厦门的朋友阿咪一起谈工作。通过她,我了解到厦门的环境相比较香港,更可以实现我想要的目标。谈到如果我搬到厦门,一群朋友就可以实现这些想法。听起来就会很心动。”对于许多人担心的重新建立社交圈的困难,似乎从未在Shiho身上发生。由于曾经从事过媒体的原因,Shiho拥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品牌打造、时尚买手、服装设计……通过他们,Shiho认识到来厦门这个城市创立工作室的可行性。

这个想法酝酿了很久,直到租好工作室,Shiho Koo才真正搬到厦门。而租下办公地,也是通过朋友的帮助。

那时Shiho Koo已经看好了一处20平米左右的小房子作为工作室,价格、地点都十分合适,只需要签合同就成交了。但是到了Shiho Koo去签合同时却被告知因为上一个租户续约而不能租给她。刚好帮忙联系中介的两位朋友换到的新店面积很大,有很多空位还没有具体的规划。大家聊一聊发现三个人一个是水瓶座、一个是天秤座、一个是双子座,三个风向星座的人聚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缘分,就决定将空余的空间租给了Shiho Koo作为事业的起点。

通过和一个朋友相处,就能融入到他所在的圈子里。“我搬过来时,刚好一个朋友正在帮忙他的朋友做他新的买手店,通过帮忙,就认识了一群新的朋友。用这样的方式,我很快就融入了这里。”

分享的平台、交流的平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厦门是一个适合创作的地方,能够迸发出很多的灵感。但这仅限于爱好。城市的发展决定了你能够从中获得的资源也只有那么多。“厦门给了我发展事业的自由,同时也给了我相应的局限。”Shiho说。

移居到一个城市,不代表就割断了与之前社会关系的联系。经常和身处香港、上海的朋友交流,从他们那里获取讯息,这也成了Shiho移居之后生活中的一部分。“当你真正进入到一个城市,做你自己的事,你会发现你还是孤独的。”Shiho说。到了周末,或者一有空闲,Shiho Koo就会利用厦门地理上的便利,飞回香港、飞到上海,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城市本身的局限性。

不过这些问题,还没有变成她下一次迁徙的原因。Shiho更像是新一代独立、有品位、有情商的新中产的移居:理性地、不带有任何逃避色彩的迁居异乡,打入这座城市最核心、或者最适合自己的圈子,被这座城市吸引,也用原本属于自己的特质给这座城市注入新鲜感,赢得更多欢迎和友好。 “我从未对移居之后所面临的事情感到害怕,反而跃跃欲试。可能是因为每一次我都是主动的去选择。”Shiho说。“当这些因素局限了我想要推进的事情的发展,才会让我选择一个更具有自由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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