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预警刚刚结束。在过去三天，我们走街串巷，采访了40多人，学校老师、学生，家长，交通协警，小摊贩，环卫工人，病人，爆炸现场的北京居民，心怀梦想的年轻人等等，试图去记录雾霾红警之中这座城市的民间细节与生命脉动。正如一位受访者在雾霾中带着学生晨练时所朗读的：where there is life，there is hope.（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希望）。
“为了未来更好啊！”
12月7日晚上11点，距离北京市首次启动雾霾红色预警刚刚过去不到5个小时，4个北大应届生住着的那间不足50平米的出租屋，空气已经浑浊到极点， “要不要开点窗？”“算了，外面更脏。”。
出租屋是两个月前租来的，出门就能看见“大裤衩”，在北京四年，她们曾信誓旦旦扎根于此，但随着雾霾天里接连出现感冒、恶心、喉咙发炎，她们都开始了自我怀疑。“我倒挺好奇明后几天有多恐怖，还能比那天（12月1日的北京大雾霾）的能见度更低？”其中一名女孩说。
12月8日晚间的央视大楼
早晨六点半，30岁的口语老师周虎已经赶到了人民大学一勺池边。他跳下自行车，把“五点钟英语俱乐部”的横幅挂在两棵老树上。等他张罗完，两个学生已经到了。个儿高高的男生捧起教材，亮开嗓子朗读。矮一些的女生迟疑了一下，解开口罩的一边系带，终于也开了口。
周虎自己也没戴口罩。临出门前，手机百度提示他，此刻北京的pm2.5浓度指数为279。
“我们只读一个小时，受得了。”他说。
周虎来自新疆乌鲁木齐，如今是“五点钟英语俱乐部”的创始人。他带着俱乐部的成员们日日早读，以期提高英语口语水平。
二十分钟过去了，天色由灰蓝变为浅灰，来晨读的学生也从两个增加到了七个。女孩们都戴着口罩，男孩们则不。打头儿放声朗读的那个男孩突然咳嗽了一声。周虎嘱咐他：“吐气，别吸气！”
七点零五分，校园里的路灯全部熄灭，晨间广播的声音响起。浅灰的天色亮起来了，没有太阳的天幕空荡荡的。人和人之间隔着一层雾。周虎开始带着学生们朗读单词。他念的第一个单词是“air”（空气）。
二十五分钟后，“五点钟英语俱乐部”的晨读活动结束了。“今儿雾霾重，你们为啥还来啊？”周虎突然大声发问。
“为了未来更好啊！”有人回应他。
此时，在海淀区苏州街与人民大学北路交叉口的位置，一位协警凝视着来往的车辆。他今年56岁了，北京人，一年前刚得到这个工作。他的工作是根据车流量的多少控制红绿灯的时长。距他立足之地两米远，有一个交通信号指示灯控制台。他一边盯着路面上的车，一边用余光扫视着自己周围的行人。谁要是靠近控制台，他立马就警惕起来，理由是“这灯啊，东西一条线，南北一条线，都是连着的，系统可不能乱。”
“但今儿不是雾霾限行嘛，车明显少了，以往800万辆今儿只有400万辆。”他说。
“您知道雾霾自己还不戴口罩啊？”我问。
他摘下自己帽子，星星点点的银发就蹦了出来。“我56啦！打小儿在这片儿长大，早就习惯了。雾霾又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早几年的大雾换个名字而已。”他说自己从不戴口罩，也并未感觉喉咙有任何不适。
起先，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等我走远了他又叫住我：
“姑娘，我叫李霾，你倒过来念吧——霾李（里），雾霾里的人！”
雾霾中的交警
武警幼儿园、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和第十九中学都已经放假了。“只有几个住校生还在班里自习。”昌盛说。他是人大附中高一年级的语文老师。雾霾红警，全北京的中小学都放假了，但学生并未停课，老师们也还在校园里值班。昌盛下午要去参加在线教育平台的使用培训，他自己也开了个微信公众平台，把学生们分成不同的组，给他们布置作业。25岁的他兼着一个班级的班主任。“真是不敢生病啊。”他说。
医院可放不了假。10点50分前后，北京朝阳医院门诊大厅的屏幕上显示，“呼吸科普通“号上下午一共是445个，还剩余7个。当中午1点喉咙剧痛无比的杜苗苗赶到这里时，呼吸科、耳鼻喉科都挂不上号了，辗转三家医院后，终于有一位医生告诉他：喉咙深处“有一个巨大的溃疡”。
入冬以来，民警刘东每次执勤都会戴上单位派发的口罩。食堂也会加一些木耳银耳之类清肺的东西。“警察嘛，就是干这个的，早几年北京也有沙尘暴，现在换成了雾霾，老实说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空气不好谁还张嘴啊？”
明知雾霾红警，烧饼店老板戴庆延仍然不戴口罩。今儿买烧饼的人不多，老戴索性在门槛上坐了一整天。在老戴看来，雾霾的害处可比抽烟差远了——尽管他耳朵上就夹着一根烟。
健身教练李翔也不戴口罩。“戴了也没用啊！”李翔一摊手，“你看，我们这儿这么多健身的，谁戴？”
话音刚落，例外就出现了——14岁的Hannah正戴着一个潜水器一样的物什，在椭圆机上挥汗如雨。这个“潜水器”的学名叫“移动肺保”，它的一端可以罩住人的口鼻，另一端是一个空气过滤器，可以别在衣服上；两端之间用塑料管相连。
“这是我爸淘宝网购的，是他送我的礼物！”Hannah提高了声音。作为不确定性来源的网络，此刻却叫人安心。从12月9日早上9：21到下午17:00，“3M 9001V防护口罩15只 防尘口罩款式”在口罩天猫店上售出口罩共150单。 12月9日00:00到17:00 “小米净化器智能家用卧室空气净化器”在小米官网共售出101件。而在大中电器团结湖店，二、三十种品牌的空气净化器一周内的销量明显看涨，它们的价格从1000到10000元人民币不等。用导购王川的话来说“卖得好着呢！零售就得每天五六台了吧，还有得公司一订就是十好几台。”
而在丁文超看来，防雾霾设备算不上礼物，却实在是居家旅行必备。早在两年前，他就开始佩戴3M N90防护型面罩了，并且每周更换一次面罩的过滤芯。“今儿这天儿，两天就得换！”他拿下面罩的滤网，晾出一团灰褐色。
身为前环保NGO工作者，丁文超“理解环保局的无奈”，却也透露了更惊人的消息：就pm2.5浓度来说，室内跟室外的差别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在室外（浓度）200多的时候，我测过，室内也要170。你像今儿这1000了吧，室内你就想象一下吧。之前北京疾控中心不是说室内室外比例差不多1:3吗？远远不止！”
丁文超的话在曹露和唐亦文那里得到了印证12月1日，在北京发布雾霾橙色警报的时候，曹露和唐亦文就借来了专业设备，选择了学校的10个地方作为测量点，测出相应的pm2.5浓度。根据他们的测量结果，室内pm2.5浓度最高的是品园二楼楼道内，达到787μg/m³，已经无法找到相对应的pm2.5指数，也就是所谓的“爆表”；最低的是明德新闻楼二楼过道，452μg/m³，pm2.5指数要比这略高一些，就空气质量水平而言，也属于“有毒害”的级别了。
雾霾中的行人
有人不戴口罩是因为不信，有人则是顾不上。家住石景山区永乐西小区41号楼的金巩就是这样。早晨十点，在室外pm2.5浓度突破300的时候，她正努力越过警戒线，想要为在爆炸中受冲击而损毁的窗玻璃拍照。75岁的金巩退休前是第二通用机械厂基建科的职工，亲身参与了35号楼和41号楼的建筑图纸设计。
“7号晚上6点20分，我正在窗下躺着休息，突然听到’轰’地一声，好大的声响！我家的玻璃立刻就碎了。幸亏躲得快，没伤到人。”老太太对站岗的警察和保安说。
保安王一拦住了金巩。20岁的他早晨六点就在爆炸现场站岗执勤了。他属于第二批赶到现场的安保人员。一同站岗的还有两名武警、四名警察。王一裹着藏青色的大衣制服，并没有戴口罩：“根本顾不上，好多人都想回家拿东西，得劝住他们，玻璃渣子还没清干净，多危险呀！”。一同执勤的孙队长递给他一瓶绿茶润喉。王一旋开瓶盖灌了一大口：“干死了！”随即打了个激灵：“好冷啊！”
40岁的崔文举着手机从围观的人群里探出身来，想要拍摄一段视频给关心自己的朋友们看。金巩瞧见了，凑过去说：“这微博微信的就是快！六点二十爆炸，我六点半报的警，七点，我爱人就从微博上看见了，从江西打来电话，问我伤着没有。”
美廉美超市半月园店是居民们口中“收留受害居民”的地点。军绿色的门帘刚被掀开，几个售货员赶忙过来把帘子按下去。身穿黑色皮夹克的老黄正提溜了蔬菜往外走。他一瞪眼：“收留受害居民？没有的事儿！哪有那么夸张啊！碰上爆炸、雾霾的又不止咱北京一个！”他一掀帘子走出去，又转回来补了两句：“这霾不是天天都有吗，都不稀罕说！”
“不稀罕说”的可不止老黄一个。爆炸现场500米开外，一个干瘦的牙医正吆喝着自己补牙技术。偶尔有居民上前打听“空气不好谁还张嘴啊？”牙医便得意地宣称“天不好我今儿也赚了千儿八百了”。
一旁卖菜的小贩忙着往蔬菜上喷水，随后给蔬菜蒙上一层塑料膜，还仔细地把塑料膜的边缘掖紧。跟烧饼店老板戴庆延一样，他右耳后头也别着一支烟。生意清淡的时候，他点起烟，一边抽，一边咳，一边斜眼望着阴沉的天色。
依照他的理解，雾霾的危害“就是咳嗽”。
“大中午的，太阳也看不见，”他清了清嗓子抱怨一句，很快又陷入一连串嘶哑的干咳。
北京……过两天我兴许回来
空气变脏了，交通状况却改善了。雾霾红警期间单双号限行，晚上5-7点高峰期时，拥堵系数仅有1.9，“这代表交通良好，平时一般都在6以上，也就是非常拥堵。”北京交通广播电台信息采集中心的接线员罗雯解释说。
在北京难得的空落和静谧中，一些往日被忽略的声响钻进了人的耳朵。
最先听见的是风的声音，伴随些许辛辣，剐蹭着行人的脸。到了晚上七点，风声里又掺杂了雨声。簋街往日烟火缭绕的烧烤摊不见了，推杯换盏的吵闹声也不知去了何处。雨声听得格外分明，淅淅沥沥的。 “老北京铜锅涮肉”的门口，两个套着厚羽绒服的服务生热情地招揽着生意。你走上一级台阶，他们就跳下四、五级台阶相迎。店门口支着两个巨大的绿色帐篷，每个帐篷里都有一个炉子、十把椅子。炉子里白炭掩着明火，间或有一两个火星“毕剥”一声。
在鲁谷路中段东西向的1000米， 40岁老张用他的新扫把擦过砖缝，发出吱吱的刺耳声响。老张的儿子考上了北京的中学，夫妻俩从河南来北京打工。辗转多时，终于在一年前觅得了石景山区环卫处保洁员的工作。今天空气不好，老张知道。六点扫过一轮，八点他又加扫一轮。大扫帚对付小纸片不够飒利，老张特意换了把新扫帚，手柄修长，帚须柔软。“可得弄干净了，不然有扬尘。”他说。 间或咳嗽几声，一手把着龙头，一手正了正同口罩配套的黑色线帽。帽沿儿上绣着小小的一个英文单词：sweet（甜）。
然后是那些雾霾也消除不了的寻找“公正”声音。早上8点，距离最高检察院信访接待中心开门一小时前，已有24人在门口排起了歪歪斜斜的长队。红帽子的老妇咳嗽两声，对灰帽子的老年男子说，啊，你又来啦？后者张张嘴，没出声儿，只用拐杖“笃笃”地敲地。
在海淀区万泉河路紫金庄园的门口，有一座过街天桥。40岁的河北女人王红贴着桥根儿避风处站着，怀里焐着一小叠传单。行人经过，若是看她一眼，她会马上挺直脊背，用手捻出一张传单递过去。每发出去一张，那皱巴巴的口罩里就会传出一声闷闷的“谢谢”，得仔细听才能听见。
王红在海淀区一家纤体瘦身馆当足疗师。早几年顾客不少，到如今生意渐淡，只能干一天足疗发一天传单。
她的手很瘦，指关节粗大，指尖微微地弯着。见我盯着传单上的地址不说话，赶紧朝南边一指，说，“喏，那就是我们店铺的招牌——”
口罩里传出的声音突然一滞。我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哪里有招牌的影子。只见鳞次栉比的楼房影影绰绰，拢进一片单调的灰白。
12月8日天安门看升旗
随着历时53小时的北京市首个雾霾红色预警解除，灰白渐渐散去，这座城市再次明亮起来。只是这场预警似乎改变了那间不足50平米的出租屋里的4个女孩的命运，她们当中的一位做了连自己都没想到的决定——放弃生活了四年的城市，回到老家， 另一名也坐上了回家的列车，决绝却心有不甘“先回家避避吧，北京……过两天我兴许回来”；剩下的两名女生还在迟疑着。她们买了280.21元的防霾口罩，估摸着，那能用上15天。
文/杨奕、杜晨薇、谢若含 编辑/林珊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