淑红
10年前，中年丧偶的他们共同生活在了一起，因男方的女儿不同意他们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她接受了男方签同居协议的建议。然而，同居生活进行到第十个年头，她不幸罹患癌症，在最需要“丈夫”关心、呵护的时候，她却被扫地出门。为让对方履行同居协议，她将无情汉告上了法庭……
以夫妻名义签“同居协议”
2004年4月的一天，哈尔滨市民李爱菊的丈夫在一场车祸中不幸身亡，留下了她和刚大学毕业的儿子。中年丧夫，是人生一大不幸。一年后，李爱菊才渐渐从悲痛中走出来。
李爱菊的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儿子不放心她一个人生活，想把她接到北京。李爱菊想到儿子刚毕业，在北京住的是出租屋，收入也不高，不忍心去打扰他。再说，她生长在哈尔滨，也不想离开这座城市。
李爱菊才45岁，亲朋好友包括儿子都支持她再婚。有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个叫刘东栓的男人，见面后，两人彼此都有好感，就开始了接触。在接触中李爱菊了解到，刘东栓大自己近10岁，妻子一年前患病离世，独生女儿已经结婚成家。刘东栓一个人住着三室一厅的房子，平日里十分孤寂，就想找个伴儿。
通过相处，刘东栓觉得李爱菊温柔善良，又比自己小很多，对她很满意。而在李爱菊看来，刘东栓就像大哥一样，对她呵护有加，让她很受用。随着两人感情逐步升温，半年后，他们住到了一起。
一起生活后，李爱菊发现，刘东栓生活十分节俭，花钱很仔细。李爱菊有自己的工作，经济独立。对于刘东栓近乎吝啬的节俭，她理解为他是从困难岁月走过来的，现在日子虽然好过了，但骨子里的忧患意识还抹不掉。
刘东栓虽然生活节俭，但说话做事处处透着大男子主义做派，家里什么事情都由他说了算。李爱菊觉得平时他对自己还不错，也没和他计较。刘东栓提议，李爱菊每月拿出300元钱当生活费，其余的花费都由他来出。李爱菊同意了。
儿子听说李爱菊又找到了生活伴侣，心里很高兴。过年回家探亲时，刘东栓在家做了一桌子菜，把女儿一家叫过来，大家一起见了面。那场家宴，却让李爱菊的儿子心里很不舒服。他觉得母亲找的对象刘叔叔，当着他的面对母亲呼来喝去，而且刘叔叔的女儿饭桌上表现得很冷淡，对母亲连声“阿姨”都不愿叫。
吃过饭，李爱菊和儿子回到自己家，儿子对李爱菊说出了自己在刘家的感受。当得知母亲和刘东栓还没有办理结婚证时，儿子便建议李爱菊重新考虑和刘东栓一起生活的决定是否正确。儿子说：“如果打定主意和他一起过日子，就必须办理结婚证，这样对你今后的生活也是个保障。”
儿子的建议合乎情理，李爱菊表示自己会认真考虑。儿子返京后，李爱菊几天没和刘东栓联系，一直在考虑是不是继续和他在一起。没想到几天后，刘东栓提着礼物上门来请她了。李爱菊心软了，不过，她直言不讳地对刘东栓说：“咱们一起生活可以，但必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这样我心里踏实些。”对于李爱菊的要求，刘东栓连声说：“这是应该的，你放心，咱们抓紧办！”有了这样的承诺，李爱菊再次住进了刘东栓家。
过了一个月，刘东栓还是没有和李爱菊办理结婚证的意思。李爱菊催他，刘东栓说女儿那边有些想法，他正在做女儿的工作。李爱菊也清楚，刘东栓很宠他的独生女儿，对女儿百依百顺。看样子，女儿对刘东栓和她领结婚证有些意见。
在与女儿商量的那段时间，刘东栓对李爱菊疼爱体贴，让李爱菊尝到了被宠爱的滋味儿。2005年3月的一天，李爱菊问刘东栓办结婚证的事情商量得怎么样了。刘东栓连忙说：“正要给你说呢，闺女死活不同意咱俩办结婚证，还威胁我说，如果咱俩领证，她就和我断绝父女关系……”李爱菊生气地说：“你对女儿一味忍让，就不考虑我的感受吗？”刘东栓马上赔着笑脸说：“怎么会呢，我有个想法你看行不行。咱领不了结婚证，可以签个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如果我违反了协议，将来你可以到法院告我。”当时李爱菊没有表态，过后她打电话征求儿子的意见，儿子觉得这样也行，签份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对母亲来说也是个保护。
2005年4月8日，刘东栓与李爱菊签了一份“夫妻同居协议”，内容大致如下：一、双方从2005年4月1日开始同居生活，彼此以夫妻相待，终身相伴；二、男方以此为家庭，对家庭生活负责，竭尽全力维护女方的生活；三、共同生活中，如因男方原因造成同居生活无法进行，男方应按雇工方式每年支付女方劳动报酬1万元人民币（从2005年4月1日同居时开始计算），如男方不支付，女方可以到法院起诉。
将患癌“妻子”扫地出门
与刘东栓签了“同居协议”后，李爱菊心里踏实了许多。从此，她在这个新家里任劳任怨，把刘东栓照顾得十分周到。共同生活中，他们偶尔也闹些不愉快，但两人的关系还算融洽。
转眼间，李爱菊和刘东栓已经同居生活了10年。2015年10月，李爱菊食欲减退，吃一点东西腹部就胀痛，人也经常感到乏力。一个姐妹看李爱菊突然消瘦了不少，建议她到医院检查一下。李爱菊去医院做了胃镜等检查，没想到却查出了胃癌，而且已到了中晚期，必须尽快做手术。医生给她算了一下，手术加放疗、化疗等费用，几个疗程下来需要近20万元。
这个残酷的现实把李爱菊击懵了，她一路流着泪回到家。见到刘东栓后，她忍不住放声大哭。看到李爱菊递过来的检查单，刘东栓全明白了。看着共同生活了10年的妻子痛不欲生，他表情显得很复杂，长叹了一口气，一个人走到阳台上，望着远处默然无语。最需要安慰的时候，丈夫却连句安慰的话都没有，这让李爱菊很失望。
病情不等人，李爱菊想和刘东栓商量手术问题，刘东栓却支支吾吾，说前段时间女儿装修房子，他拿了不少钱，现在实在拿不出钱来给她治病。李爱菊看着刘东栓目光躲闪，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刘东栓的表现，让李爱菊想起了这句老话，何况他们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想到这里，李爱菊心里五味杂陈。
治病要紧。刚强的李爱菊不再乞求刘东栓什么，她拿出自己的近12万元积蓄，在北京打工的儿子又给她汇来了5万元，加上亲友给她凑的3万元，她顺利住院做了手术。
手术加上放疗、化疗，李爱菊前后在医院住了将近3个月。让她寒心的是，在她住院期间，刘东栓仅来看过她两次，第一次拎了兜水果，第二次带了箱牛奶，每次坐10多分钟就走。李爱菊的亲友十分诧异，问她：“你这个老公咋回事儿？一起生活了10年，怎么表现得如此让人寒心！”
面对亲友的质疑，李爱菊这才尴尬地说出了两人未领结婚证的实情。亲友们都说她太傻了，不明不白地和别人生活了10年，生了病却被人这样对待。尽管李爱菊感到心寒，但她内心对刘东栓还是有着某种期待，毕竟共同生活了10年，两人还是有感情的。有一次，她打电话给刘东栓，让他把她放在家里的几件内衣拿到病房来。第二天，刘东栓给她送衣服来了，趁病房里没有其他人，李爱菊直视着刘东栓，问道：“你给我说心里话，我现在这个样子，你是不是有其他想法？”刘东栓没有看李爱菊，而是把眼睛望向了窗外，然后吞吞吐吐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是，这，这么想的，我都60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你这种病，我照顾起来真的有心无力。”联想到刘东栓此前的种种表现，他的话并没让李爱菊感到意外。想想10年来自己对眼前这个男人的付出，却换来如此无情的对待，李爱菊气愤地说：“对你我说不出抱怨的话，我只怪自己眼拙，遇人不淑！”看着李爱菊伤心的样子，刘东栓无力为自己辩解，只是讪讪地说：“爱菊，我知道对不住你，可这种病大家都知道的……”看着刘东栓自知理亏的样子，李爱菊挥挥手说：“你不用多说了，咱们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夫妻，我也用不着你可怜、同情，你走吧……”刘东栓站起来，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从那次和刘东栓谈过话后，李爱菊再没给刘东栓打过电话，刘东栓也再未出现在她的病房。好在亲友们对李爱菊照顾得很周到，儿子虽然不能经常陪在她身边，但几乎每天都给她打个电话。李爱菊觉得，即便为了儿子和爱她的亲人，自己也得坚强起来。于是，她调整心态，决定和病魔斗一斗。术后放疗、化疗她都挺了过来，身体康复得也很快。出院后，她回到家中静养。
2016年2月下旬，因为自己的许多生活用品还放在刘东栓家，李爱菊前去取东西。可是到了家门口，她掏出钥匙开门，门锁却怎么也打不开。她定睛一看，原来刘东栓把门锁换掉了。李爱菊清楚，刘东栓的这个举动表明，她已经被扫地出门了。此时的李爱菊已经生不起气来，她怪只怪自己当初看错了人，和这样一个冷漠的人一起生活了10年。
“丈夫”不履行协议成被告
那天下午，李爱菊等了两个多小时，终于等到了从外面回来的刘东栓。看到站在门口的李爱菊，刘东栓愣了愣神，不好意思地说：“你来了，前段时间门锁不好用，我换了新锁。”李爱菊冷笑道：“别担心，我不会赖在这儿不走，我是来拿我的东西的！”听了这话，刘东栓神情缓和了许多，连声说：“好，好，东西我都给你收拾好了，你看一下。”
刘东栓打开卧室的门，只见门后的地板上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几包物品。李爱菊讥讽道：“哟，你还挺细心的，省得我自己打包了！”这时，刘东栓反倒放开了，没有任何掩饰地说：“爱菊，你也别冷嘲热讽了，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咱们相处一场，好聚好散吧！”李爱菊爽快地说：“好吧，等咱俩的事情掰扯清楚了，我就把这些东西搬走！”说罢，她扭头出了门。
对于李爱菊所说的“咱俩的事情掰扯清楚”的话，刘东栓明白其话语所指。的确，以夫妻名义同居10年，她每天做饭、拖地、洗衣服，几乎所有家务都由她来做。如今两人不能再生活下去，按当初那份协议约定的每年1万元的雇工费，他该出不少钱。
2016年3月1日，李爱菊给刘东栓打电话，约他到一处街心花园见面谈事情。刘东栓如约赶到，两人坐在公园长椅上，李爱菊开门见山地说：“你说咱俩的事情如何了结？”说着，她掏出了10年前签的那份“夫妻同居协议”。
刘东栓像是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他接过那份协议，不慌不忙地说：“爱菊，造成咱们同居生活无法进行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这一方，而是因为你患了重病。咱们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如因男方原因造成同居生活无法进行，我才支付你劳动报酬，咱们得讲道理啊！”
那次谈话，让李爱菊彻底看清了刘东栓的无赖嘴脸。为了替自己讨个公道，2016年3月中旬，李爱菊聘请律师向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递交诉状，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刘东栓履行协议，支付她10年同居生活期间的雇工费用，共计10万元人民币。
4月18日，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各持己见。原告代理人称，协议是原、被告真实意思的表达，现原告罹患癌症，正需要被告照顾时，却遭到被告的遗弃，恳请法院判令被告履行协议，赔偿原告雇工费10万元。被告代理人则辩称，造成原被告双方同居生活无法进行的原因系原告身体出了问题，被告年事已高，对原告照料起来力不从心，而不是原告所说的遗弃。另外，双方共同生活10年来，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根据《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24条“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之规定，原被告双方的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双方所签的协议不具备法律效力，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由于双方各持己见，法院未当庭做出判决。
2016年5月6日，在法院二次开庭前，主审法官对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得知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自己面临败诉的结局时，李爱菊无奈地表示愿意接受调解。接着，主审法官做被告刘东栓的工作，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原告李爱菊与他共同生活10年，对这个家庭做了不少贡献，现罹患癌症，生活难以自理，无论从道义、情理上，都应该给予帮助。在法官的耐心劝导下，刘东栓愿意支付3.8万元补偿款，补偿款结清后，李爱菊把自己的生活用品搬离，两人正式解除同居关系。李爱菊接受了法官的调解意见，双方签了调解协议。
如今，已经正式和刘东栓解除同居关系的李爱菊，正积极进行康复治疗。那段10年的同居生活给了她难以言说的伤痛，她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那些正在同居或准备同居的女同胞：男女同居难保会出现各种无法预料的情况。在决定和对方共同生活时，一定要履行结婚登记手续，否则，一旦同居生活出现意外，女性是最有可能受到伤害的人。
〔编辑：刘波〕
